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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次逼迫的大事年表

该书最具史料价值的，是从大陆视角梳理出召会五十余年所经历的十次逼迫。摘其要：

主恢复在大陆的起头，与前述编年史一致：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倪柝声得救于福州，一九二二年上半年福州开始擘饼、下半年脱离宗派，一九二五年四月李常受在烟台得救（听汪佩真讲道得复兴），一九三三年李常受辞职全时间事奉、北上开展长春、天津、北京。一九五〇年一月倪柝声、李常受在香港带特会，香港召会大复兴。

转折自一九五〇年起：

•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五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前身"三自革新"成立——"以后的五十年中，三自会集政治与宗教之力来对付众召会"。
• 第一次逼迫：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一些曾在旧政府、旧军队任职的圣徒被囚或枪决。
• 第二次逼迫：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土改运动开始，有田产或较富裕的乡村圣徒遭逼迫。
• 第三次逼迫：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日控诉运动掀起，属精神逼迫——"一些领头弟兄甚至求主接他们回天家，因为他们若上台控诉，良心不允；若不控诉，政府不放过你"，控诉会"是召会第一次从单纯的属灵活动转为接受政治活动的渗入"。
•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倪柝声被捕。
• 第四次逼迫：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起第一次针对地方召会的全国性大逼迫，各地负责弟兄与同工同日被捕。
• 第五次逼迫：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掀起控诉"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大会（精神大逼迫）。六月二十一日倪柝声在上海高等法院受审、判刑十五年，送提篮桥监狱。
•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政府以配合运动为由强制停止所有聚会。
• 第六次逼迫：一九六三年针对地方召会的逼迫（主要在福建省），受逼迫者多为骨干圣徒。
• 第七次逼迫：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性大逼迫，召会进入全体受逼迫阶段。一九六九年上山下乡，许多城市圣徒被赶到乡下劳改。
• 第八次逼迫：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夜至六月一日凌晨倪柝声殉道于安徽白茅岭劳改监狱；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五年间上海张愚之、陆道雄被枪毙殉道，福建、浙江持续而惨烈的逼迫——这些合算为第八次。
• 一九七三年，福建、浙江许多圣徒不约而同被主兴起，开始秘密家庭聚会、传福音。
• 一九七六年毛、周相继去世，四人帮倒台，邓掌实权，改革开放，开始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一九七九年余洁麟从香港进入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运送圣经行动开始——"这一行动是主恢复在中国的里程碑"。
• 一九八三年四月三自的唐守临、任仲祥编写《坚决抵制李常受的异端邪说》。第九次逼迫：一九八三年七月针对主恢复的全国性大逼迫，众召会被诬为"呼喊派"，"受逼迫范围之广、人数之多、程度之惨烈为建国以来之最"，有些圣徒一审就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
• 一九九三年七省同工聚会召开（林子隆带领），恢复了停止四十年之久的全国性同工交通聚会。
• 第十次逼迫：一九九六年又一次全国性大逼迫——因刑法已删除"反革命罪"，法院遂以"邪教"定罪。

二、三个时期的概述

全书将主恢复在大陆九十年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阶段（1920–1952）：从倪柝声得救到倪弟兄被囚。这三十年间兴起了五百多处召会（一九五一年为保留鼓岭训练中心而签名的召会有 473 个，签名人数 32783 人）。

试炼阶段（1952–1979）：受逼迫、圣灵水流在暗中涌流的三十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大陆的众召会，再也听不到职事公开的说话；也与基督身体在大陆以外的众召会断绝了交通。"从表面看，有组织、看得见的召会似乎都没有了，"但事实上，召会的实际，以及神藉着倪弟兄和李弟兄这份职事所播下的生命种子却繁衍不息……就如进入沙漠的河流"。

恢复阶段（1979–2009）：从余洁麟送圣经进广州开始。"有死亡的寒冬，也有复活的春天；有一九八三年、一九九六年那种外面环境来的斩草除根式的逼迫；也有撒但藉着内部的纷争、分裂、甚至异端的拆毁。但召会的见证却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起。"到二〇〇九年，大陆二十三省、四直辖市、五自治区、两特区都有主恢复的召会，约近一万处召会、圣徒约一百万。

三、运送圣经行动（1979）

恢复阶段的起头，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运送圣经行动"。一位福州（永泰）弟兄的见证记述了它的开端：

经过二十多年逼迫，几乎每位圣徒的圣经都在抄家时被搜走，新得救的人无书可读。一九七九年农历正月，永泰县同安乡官路村赵必灿弟兄家的祷告聚会有了一项特别的祷告——向神求圣经："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么多新生的婴孩……难道你让他们这样饿吗？我们向你求饼，你不会给我们石头……我们吩咐你给我们圣经。"

一九七九年六月，菲律宾华侨杨一鸣回乡探亲带回一箱圣经。这位弟兄赶到福州华侨大厦见他，杨弟兄手头只剩一本袖珍新约送他，并说若要更多，可送到广州、要他们自己去广州找一个圣徒的家作存放点；临上巴士还探出头说"广州见"。

这位"十六七岁见生人还会脸红"的胆小弟兄，竟毫不犹豫地决定去广州（当时"从外国人手中拿东西"是"里通外国"的重罪）。旅费无着，他预备卖掉唯一值钱的上海牌手表；回永泰辞行时，赵必灿弟兄塞给他一个纸包——打开是一百元，加上自己的十几元正够旅费，并嘱咐他"见到海外弟兄们一定要打听李常受弟兄在哪里"。他又用了哥哥留下的、已盖章的空白建筑队介绍信填上自己名字。经两天两夜火车到广州后，他按福州江遵信老弟兄给的名单一家家找转运点，都因危险被婉拒，直到第三天廖伯晖夫妇带他去东山区寺贝通津找到李坚荣弟兄——见面不到二十分钟，李坚荣就答应把家作圣经存放点。"在他答应我的那一刻，他就把自己摆在了祭坛上……日后那波澜壮阔的运送圣经行动也自此拉开了序幕。"（李坚荣后于一九八三年因此被判十年、五年后病危保外、回家几月即殉道。）

广州转运站自一九七九年下半年运行，至一九八三年间，数以百万册圣经与属灵书报（含《创世记生命读经》等）经此分发到全国各地饥渴的羊群。北京也曾作中转站（书籍多存放在李锡龄老弟兄家）。海外众多新西兰、澳大利亚弟兄（Ray Macnee、Alex Lanning、Jenny Lanning、Luke 等）也都有份于将圣经带进中国的见证。这场行动使大陆众召会与海外众召会"汇入一道圣灵的水流，进入同一个职事的说话，作一个身体的见证"。

海外的一面：余洁麟与职事书报的输入。 上面大陆这一端的故事，另有海外的一端与之衔接。余洁麟（Andrew Yu，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洛杉矶安息）是李常受长期的同工、水流职事站的负责同工（曾任办公室主任，后为相调同工之一）。一九七九年前后，正是他与海外众弟兄抓住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暂时机，经由香港把李常受的职事书报——《生命读经》、新旧约《恢复本》及录音带等——成批送进刚走出文革、属灵极度饥渴的大陆家庭聚会。海外的输入与大陆地下的油印翻抄彼此咬合，使主恢复的话语在文革后迅速重新流通；这正是上文那位福州弟兄千里寻访广州转运点的另一端。

需要厘清一点关于"薄纸圣经"的史实：文革后大陆圣经严重短缺（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时，卡特总统曾向他提出印行圣经之议；中国一九八〇年起恢复印经，至一九八八年设南京爱德印刷厂，成为官方唯一特许的圣经印制企业），其间确有大量圣经自境外"偷运"入境，官方称之为"政治问题"。为便于大量携带与隐藏，一些境外机构特意把圣经印在极薄的纸上——最著名的是一九八一年由"敞开的门"（Open Doors，即"弟兄安得烈"的机构）发动的"珍珠行动"，一夜之间在广东汕头海滩运入约一百万本薄纸圣经。不过那是一次独立于主恢复之外的行动，规模与方式都与主恢复"书报随人携带、经香港转运"的做法不同；坊间有些叙述把两者混为一谈、并附会上夸张的情节，本文只如实记下可考的部分，混谈与虚构概不采信。

四、各地召会简史

各地召会的历史脉络高度一致，可归纳为一条主线：愿不愿跟从今时代的职事，是能否蒙神祝福的关键——一九四八年跟上职事而复兴；一九五五年前后退出三自；一九五六、一九六三年受逼迫；文革中停聚或转入秘密家聚会；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九年暗中复兴；一九七九年海外圣经与书报进来，跟上水流者蒙福、观望或反对者衰落；部分地方此后又经历分裂的搅扰。

（说明：本节各地所记"聚会处数""圣徒人数"等规模数字，所反映的是约二〇〇九年前后的概况，此后续有变动。）

福州召会

（福州作为主恢复发源地的社会、差会与出版背景，详见第一部分一九二〇年"当时的福州"一节。）

主恢复最早的种子召会。第一次擘饼是一九二二年上半年由倪柝声与王载夫妇三人开始——倪柝声见证："那天夜里，我们三人在一间小房子里，一同擘饼……我死也不能忘……那天，天真是离地近！"一九二四年春因倪柝声不同意王载接受公会按立，被王载等人革除，遂迁马尾罗星塔办《基督传报》。此后福州分津门路与球场后两处聚会。

一九四八年初倪柝声恢复职事，李常受到福州带进大复兴。津门路的弟兄们将一切交给使徒、跟上水流而大蒙祝福，海关巷职事之家与鼓岭一、二期训练即在此期间；球场后的负责弟兄交不通、没有跟上，"今天也寻找不到有什么果子存留"——"历史给我们一个警戒：千万不要离开圣灵的水流。"一九五五年福州退三自，一九五六年三位长老同工被捕（陈必荫六年、陈贞藩八年、朱茂祥三年）。文革中众宗派皆停，惟独一九七二年起在吴南贞老姊妹家、土山等处恢复家聚会，伴随许多医病赶鬼的神迹（有公安便衣来查访，反因听福音、见神迹而得救）。一九七九年起接受海外书报，因江遵信、林子隆两位与倪柝声同工过的老弟兄忠信站住，福州召会"一九八二年后就旗帜鲜明，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九十六岁的施希曾老弟兄在给林子隆的信中回顾自己一九三二年由陈恪三一句"主耶稣真活在天"带得救、一生在福建各地随职业设立召会的经历，仍"守晨更，吃喝享受主……这是主的洪恩"。

福清召会

福清属福州年议会范围，同处美以美会（卫理公会）系统的影响之下，是闽中沿海传统的基督教区域；但与福州城里教会学校、医院林立的格局不同，福清的召会扎根于渔溪、东张、城关等乡镇，更带乡土草根的色彩。

一九三五年初在渔溪建立第一处聚会（林少良、林维之等）；一九三六年东张、一九三七年城关相继建立，十二年间仅渔溪、东张、城关三处、二三百人。一九四八年李常受到福州开特会、倪柝声恢复职事后，福清把"人人尽功用、全体事奉"带回实行，很快繁增十倍、到二三千人、十三个聚会点。一九四九年福清七位弟兄一位姊妹参加鼓岭第二期训练。一九五五年正月退出三自，一九五六年一月遭大逼迫，高由召、李春发、林居明、林修杰等被送黑龙江劳改，多人殉道。福清是后来大陆"最兴旺、最蒙祝福"的召会之一。

厦门召会

厦门是一八四三年开放的通商口岸、闽南基督教的发源地。美国归正会（一八四二年雅俾理来厦）、英国伦敦会、英国长老会三家差会在此协和布道，一八四八年建成的新街堂被称为"中华第一圣堂"（中国大陆第一座专供华人礼拜的教堂），鼓浪屿更成为教堂与学校（寻源、毓德等）林立的"国际社区"；闽南教会且以早在一八六〇年代即自选华人长老、牧师，成为中国教会"本色化、自立"的范例。地方召会一九二六年因倪柝声访问在此兴起，正接续了闽南这一"自立自传"的底色，又进一步走向不带宗派的地方立场。

一九二六年藉倪柝声访问兴起（柯怜悯、柯玉堂等为早期领头）。经一九五六、一九六三逼迫后停聚。一九七九年后王守忠、张承义、吴仁元、杨谦逊等老弟兄接受并传扬倪、李职事，年轻人被兴起。柯怜悯、柯玉堂等因同族柯翠琼（在香港与陈则信一同反对李常受职事）的影响，只跟随倪柝声、不参加召会聚会，文革后"所有的逼迫都没有临到他们……相安无事"；而跟随职事往前的弟兄姊妹受的逼迫"比文革前和文革中还要惨烈"——一九九六年厦门尽功用的约五十位圣徒被抓十几位（六人判刑、六人劳改）；二〇〇〇年吴仁元、杨谦逊等八人小排聚会全被抓、四人判刑。"人受捆绑，主的话不受捆绑……主的见证在厦门却越过越强。"

河南省众召会

河南地处内陆，是基督教传入较晚的省份之一——一八七五年才由内地会的戴亨利首次进入，一八八三年戴德生亲赴周口；这里没有沿海那样的教会大学与庞大差会建制，"宗派根基"相对薄弱。也正因如此，一九七九年以后，当主恢复（及整个家庭教会）的福音临到，河南成为接受最快、复兴最猛、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也付上了最惨烈的逼迫代价。

河南历史可上溯一九四六年（吴崇山、郭天恩、崔复活从公会出来，在开封聚会）。吴崇山曾是逼迫信主者的军官，得救后丢官、以踏三轮为生传福音；一九五六年被判死刑、已押赴刑场，因中央"可杀可不杀的尽量不杀"的文件刚好通知到而获释。一九七六年吴崇山从兰州回鲁山传福音、设立张云鹏等为负责弟兄，带进鲁山复兴。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三年"如野火一般燃烧"，至一九八三年呼求主名的人"至少有几十万"。第九次大逼迫中河南升级判刑的有一百五十多人、殉道七位。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三这十年因初信者多、缺真理装备而"许多混乱、分裂、纷争，甚至异端从其中生长出来"。一九九三年判刑弟兄陆续出狱，看见"四分五裂的荒凉景象"，遂定意"什么也不做，就是来一起追求真理"——分五个小组、每周四天、追求一整年，"从混乱中被真理圣别"，恢复了一的见证。其六阶段可总结为：冬眠（1946–76）、复兴起始（1976–79）、复兴（1979–83）、混乱纷争异端（1983–93）、恢复建造（1993–2003）、实行开展（2003–08）。到二〇〇八年人数二十二万、三千五百多处召会。"殉道者的血，是召会的种子"。值得一提：曾有海外一位有才干的弟兄花多年时间在河南、从海外打发同工帮助成全训练，后走分裂的路，本以为河南众召会必跟随他，"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河南三千多处的召会没有一处跟随他的"。

上海召会

（上海作为基督教出版与教会中心的社会背景，详见第一部分一九二七年"当时的上海"一节。）

一九二六年汪佩真在新闸路赓庆里开始擘饼；一九二七年倪柝声、李渊如先后参加，福音书房自福州罗星塔迁来；一九二八年迁哈同路文德里。"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上海召会的兴衰荣辱，与倪弟兄的职事息息相关。"一九四二年上海召会将倪柝声革除，"此后就失去了主的祝福……连聚会也停止了，会所也关门了"。一九四六年李常受到上海释放生命树信息、召会得医治（"给我们看见李弟兄与倪弟兄的职事本是一"），为一九四八年倪柝声职事恢复与上海大复兴铺垫。一九五六年俞成华、李渊如、汪佩真、张愚之等同工同日被捕，多位殉道。

烟台召会

（烟台、登州作为开埠口岸与长老会教育重镇的背景，详见第一部分一九二五年"当时的山东与烟台"一节。）

主恢复在山东始于一九三二年（倪柝声访济南、烟台，李常受被兴起）。烟台召会在李常受带领下一九四二下半年至一九四三年大复兴，先后三批共九十五位移民内蒙古开展、兴起几十处召会。一九五二年负责弟兄刘建邦不入三自、在家聚会，一九五六年被捕。一九八〇年刘建邦、吕玉明得到广州传来的书报，用复写纸抄写分发。刘建邦忠心至一九八七年去世。截至二〇〇九年前后，烟台及周边有五十多处聚会、一千多位圣徒。

青岛召会

青岛自一八九七年沦为德国租借地，基督教带有鲜明的德国色彩：德国信义会（路德会）与同善会在此设堂办学（德华中学等），与从登州、烟台南下的美北长老会工作交叠，是一座新兴殖民港城里根基驳杂而活跃的基督教区域。地方召会一九三五年由张子洁在锦州路起头。

一九三五年张子洁在锦州路开始聚会；一九四二年于龙山路 4 号建可容一千五百人的大会所；一九四八年张子洁上鼓岭受训、回青岛实行全召会传福音，不到两年人数从三百多增至近四千。一九五一年底张子洁与张世平被捕、殉道于狱中。一九八三年路加弟兄因去广州拿圣经被判两年，刑满后于一九八七年恢复青岛召会聚会。一位圣徒见证：文革焚书时从火堆边缘抢出一本残缺新约，背诵其中经节"生命的种子就已经种进我里面"，三十年后又借一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清楚得救，几经寻求终于在二〇〇五年寻到主恢复的召会"有了回家的感觉"。

温州召会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交通闭塞（直到一九九八年才通铁路），自古被中原视为偏远，却因开埠早、"山高皇帝远"又重商务实，意外成为基督教沃土，后世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英国内地会（一八六七年，独腿的曹雅直）、偕我公会（一八七七年；苏慧廉一八八一年来温，创温州方言罗马字、译方言新约、办艺文中学与白累德医院）先后深耕，根基深厚。地方召会一九二八年起在此兴起，到一九四九年温州、平阳一带已二百余处，成为地方召会在全国最兴旺的地区。

一九二八年平阳弟兄参加上海得胜聚会后回乡脱离公会、在桥墩开始聚会，章高来等在温州兴起聚会；至一九四九年温州、平阳、苍南一带已二百多处召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停聚，忠信的信徒"从来没有停止过家聚会直到如今"。文革期间为避红卫兵、民兵搜捕，常改变聚会时间（清晨五点、中午十二点），有时在船上聚会、划到湖中为初信者施浸。一位弟兄因带领聚会先后被抓八次、一九八三年判五年。

东阳召会

东阳位于浙江中部金华一带，不像温州、平阳那样有深厚的差会根基；地方召会在此的大复兴主要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以后、尤其一九七九年海外书报进来之后，属于"后起而猛"的内地型。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东阳有聚会、数以千计得救但真理不清；一九七九年因海外书报进来带进大复兴，操练呼求主名、祷读、操练灵。一位弟兄回忆：文革中十三岁的他被要求上台批斗当神学院学生的父亲，被问"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耶稣的话"，他答"毛主席的话要听，主耶稣的话也要听"，遭恼羞而不发小学毕业证。他一九八三年被捕时女儿才四个月大，"能够为主殉道是再好不过的"，在狱中、法庭上都刚强作见证。

平阳召会

平阳（含今苍南）在温州之南，是内地会、循道公会经营已久的乡村基督教重镇。一九二七至二八年，一批平阳传道人参加倪柝声在上海的得胜聚会后，脱离原宗派、回乡建立地方召会，浙南由此成为地方召会繁衍最盛之地。

一九二七年因倪柝声文字得帮助而与之书信往来，参加第一次上海得胜聚会；一九二八年桥墩开始聚会，一九三四年八月李常受到马站开特会带进大复兴。浙江与福建是一九七九年全国最早接受并实行圣灵水流的地区，平阳王恩永弟兄为主所用、到福州福清开特会帮助福建众召会跟上水流。一位老弟兄文革中戴高帽、挂"圣经牌"游街却满了喜乐，一九六八年不顾危险恢复家聚会、手刻油印诗歌与信息；因接待过殉道者陆道雄而被牵连判十二年。

北京召会

北京是公理会（美部会）、伦敦会、美以美会等差会在华北的传教与教育中心（汇文、潞河等校），也是王明道"基督徒会堂"所在的独立教会重镇（见附录一）。地方召会一九三〇年代起在此小规模聚会。

一九三二至三三年开始小规模聚会，一九三五年底李常受移民天津开展平津工作。一九五六至一九七六年长达二十年无聚会。一九七七年李锡龄、温禧年两位老弟兄在杨坊店开始秘密聚会；一九八三年季福音等从三自出来开始家聚会。北京也曾作运圣经的中转站。截至二〇〇九年前后，北京约一千多位圣徒在四十多个家中擘饼。

东北三省众召会

东北是苏格兰长老会（罗约翰一八七二年经烟台入牛庄、奉天，建东关教堂，并最早将新约译成朝鲜文，使奉天成为韩国基督教的母会之一）、爱尔兰长老会与丹麦信义会经营的传教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外籍传教士陆续被逐。主恢复在东北的起头，是一九三三年底李常受应邀到长春开展，属华北工作向关外的延伸。

主在东北的恢复始于一九三三年底李常受应邀到长春开展。一九五一年长春召会人数最多（229 人）。田百新弟兄一九五一年在长春受成全、经三十年隐藏，一九八〇年出来传福音、一九八八年将东北自由团体式聚会带进倪柝声职事、一九九三年到河南鲁山及福建交通后带进李常受职事——决定跟上时代职事时，二千五百多处聚会有七百多处不愿跟上而退出交通。二〇〇四年东北大逼迫，三十四位同工被捕。田百新忠信走到路终，二〇〇四年去世。截至二〇〇九年前后，东北圣徒八万多。

河北省众召会

河北属华北，公理会（美部会，保定、通州一带）等差会经营已久；主恢复在此多由邯郸等地早期传入，并在二〇〇〇年前后藉移民传福音扩展。

邯郸召会是主恢复最早、人数最多的地区（一九四九年前即有）。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等地多为二〇〇二至二〇〇四年借移民传福音兴起。九十高龄的李天侨老弟兄（一九四九年看见主恢复后改名，意为"已是天国子民"）昼夜为众召会及相调弟兄代祷，"是众召会的祝福"。

内蒙古众召会

内蒙古（绥远、归绥、包头一带）地处边疆，基督教根基本就稀薄；主恢复在此的兴起并非来自当地差会，而是源于一九四二至四三年烟台大复兴中李常受"吹号"呼召的移民实边——这是主恢复史上极独特的"移民开展"。

大西北的恢复始于一九三八年栾腓力（李常受亲密同工）从烟台到呼和浩特传恢复的真理。内蒙古众召会的大复兴受一九四二至四三年烟台大复兴影响——李常受在烟台吹号呼召移民，一九四三年四月第一批七十人移民到呼和浩特、包头等地，两年内兴起近四十处召会。移民家庭"只带了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完全是凭信心，将自己与一家人的生死置之度外"（门华遇一家即在其中，其一子在饥饿中上山挖野菜遇山洪被冲走、尸骨无存，"但他们毫无怨言"）。门华遇一九五六年被捕、殉道于狱中。

五、二十七位殉道者的见证

该书对"殉道者"的界定是：去世必须与主恢复的见证有关、时间在一九二二年以后、地点在中国境内，且属以下四种情形之一——被判死刑处死的；被捕或被批斗而忠心至死的；因病或其他原因死在狱中的；虽死在狱外但去世时刑期未满、是在狱中被折磨濒死而保外就医的。作者"仅走访了二十来个召会"（约全国召会的五百分之一），即寻得二十七位殉道者的见证；"一九五〇年以后的六十年间，到底有多少圣徒为主殉道，已经难以考查"。

上海召会

倪柝声（1903–1972）。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四日生于广东汕头，父倪文修、母林和平，原名倪述祖，得救后自改名倪柝声。"是主恢复在中国的先行者，是神圣启示的先见。"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被捕，"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殉道者生涯"。受审时全国掀起"声讨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控诉大会，"在二千年殉道者的历史上，很难找到另外一位受过这么多的委屈、冤枉和毁谤的人"，且失去与基督身体的交通二十年之久。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殉道于安徽白茅岭劳改监狱，应验了他自己的话"我们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临终在床边留下的纸条成为千古金句："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

俞成华（1901–1956）。眼科医生，一九二七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一九三三年任长沙湘雅医院眼科主任，有称心的职业、优厚的薪水。一九三六年接倪柝声来信、又接电报"如果你清楚了这是神的旨意，即或是讨饭也要来"，遂撇下所有举家迁上海，成为上海召会长老之一。曾译盖恩夫人《馨香的没药》、劳伦斯《与神同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被捕，关提篮桥监狱，肉体精神遭严酷折磨、多次昏迷，临死前一天才"保外就医"送宏仁医院，四月十三日被主接去。

李渊如（1894–1969）。湖北武昌人，才华横溢，曾任南京师范校监，起初反对福音。她的得救见证（载于李常受《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极动人：一九一八年在长江船上观景领悟"必定有一位超乎人类以上的主宰"；经郑女士、美籍教士李曼（Mary Leaman）引领，唱诗到"赎罪宝血洗我罪恶"时"真快乐，好像神对我说，耶稣已经洗净我所有的罪了"。后辞教职、专心事奉。一九二二年底她到福州传福音前夜，倪柝声梦见主告诉他"李姊妹就是主为他预备的同工"；船到码头时，众人介绍后倪说"我已经见过她了"。自一九二七年起，倪柝声所有著作都由她编辑，《通问汇刊》《敞开的门》也由她代理编辑；一九五〇至五二年倪柝声赶着出版鼓岭训练信息，"她几乎是不分昼夜地工作"——那些信息大部分在倪被囚前出版，"如今成了主恢复中极大的遗产"。她在一九二九年复兴报上的文字可见其属灵分量："我们越是放大我们的目光，来看神所定的永远旨意时，我们就越喜乐……愚昧童女的灯是不能久亮的，我战兢！"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九日被捕，作为"骨干成员"在狱中天天经受审讯与政治学习的精神折磨，"即使活着，也是天天在殉道"，一九六九年在狱中去世。

汪佩真（1899–1969）。安徽休宁人，县长的独生女。她得救后蒙召传福音，离家时父母"各站住门的一旁，眼中含泪"说"女儿！你不要父亲，不要母亲，只要你的耶稣了！"她为传福音解除了与一位留德富家青年的婚约。一九二五年四月在烟台南浸信会礼拜堂传福音，李常受当场被主抓住——"从那天起直到现今，我从未见过这样有能力的传讲"，她是李常受得救的引路人。她约一九二六年底迁上海，是上海召会姊妹中"一大帮助"，长于带领个人得救。她是"主恢复中的一大宝贝"：在一九四二年上海风波、倪柝声被迫停止职事时，"汪佩真对于真实的情况有从主所得清楚的异象，并且为着主给祂召会的恩赐倪柝声坚定站住……实在是中流砥柱"，她的站住为倪柝声职事的恢复立下根基；一九四六年战后她连同俞成华重新打开上海召会的门，并诚挚邀请李常受来上海同工，带进一九四七、四八年的复兴而恢复了倪柝声的职事。李常受说："除了倪柝声弟兄以外，她是最成全我的人。"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捕，经十几年非人折磨而至死忠信，一九六九年在上海青浦劳改监狱殉道。

张愚之（殉道 1970/4/25）。上海召会同工兼长老。一九五六年仅因拒绝参加三自而被强判十二年（"实质上三自运动就是要使大陆的教会由中共来掌握"）。其师母亲述的殉道史满了狱中的神迹与安慰：被捕第一年提审三百多次，他在放风时拾碗片欲自尽，忽有人对他说林前书十章十三节"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总要为你开一条出路"；半夜被带到法庭、厉声呵责他站起来时，他看见"一个人身穿白衣靠近他身边站着，心里充满了喜乐要笑"。后送青海劳改，在监狱卫生所作注射护理员、每天约 240 次肌注近 40 次静脉注射"神保守他从来没有出过事故"。三年灾害时获释回浙江兰溪农村，公安要他汇报基督徒活动，他当即说"你们还是马上把我送回劳改队去"。一九六八年因接待并为一位被逼拜毛像的弟兄换全国粮票而再被隔离审查。一九七〇年公安称只要他与师母放弃信仰"一切错误就一笔勾销，否则是关于杀头的事"。处死前师母通宵剪麻布为他戴孝、祷告唱诗，下午一点半"里面就没有祷告了"（女儿乐晨同时也是）。师母从神得安慰：罗马八章"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希伯来十一章"世界不配有的人"。同事见他在囚车上"脸面是那样安详、宁静，与其他待决死囚的苍白青紫完全不一样"；一位弟兄目睹他下警车时唱诗、被警察踢腿喝斥"你要死了，还开心什么？"他一瘸一瘸走向刑场。消息传到浙江绍兴一带，反掀起一个大复兴——"我们的弟兄回到主那里去了，我们要跟随他去。"

陆道雄（殉道 1970/4/25）。浙江富阳人，自幼信主，一九五六年毕业于东北药物学院制药专业、分配上海医学工业研究院。他常说："主今天所呼召的，乃是时代的见证人，人若不肯为主的缘故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房屋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一九六七年单位逼他向毛像鞠躬请罪，他坚决不从，遭毒打遍体鳞伤仍不肯屈膝；一九六八年出逃，在浙江矾山被捕押回，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五日与张愚之同赴刑场，为主流血殉道。

福建省福清众召会

高由召（殉道于黑龙江劳改农场）。福清龙田下和洋村人，参加过鼓岭第二期训练。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逼迫当天，他在渔溪得知郑文球被捕、又得知李春发被捕，弟兄劝他别回家，他答"大家都为主摆上去了，我岂能逃避？我一定也要有分"。被捕押上车时只对妻子和母亲高声说一句"天家再见！"——此后慈母、爱妻、五个儿女今生再没见过他。在黑龙江劳改场他大胆唱诗、祷告、传福音，干部以家乡五个儿子的照片劝他放弃信仰、问"你有没有替这么多孩子着想"，他答"爱妻子儿女过于爱主的，不配作主的门徒"，因心志坚定被改判死刑。一位同服刑的弟兄说"看见高由召弟兄倒下去时，所流的血比其他人都多"。

林居明（病逝于黑龙江监内，1958）。福清三山海滕头村人，住龙田下和洋村，高由召的姑丈，与李春发、高由召同为龙田召会负责人，传福音"泪水与汗水齐流"。一九五六年再次被捕，头两天与林子隆同关一牢房，对他说"我这次来，就不想再回去见我的妻子儿女了"。送黑龙江劳改，因坚持信仰曾再被收监，一九五八年病故狱中——"正如他所说，没有回去再见他的妻子儿女了"。

李春发（又名宣信，殉道于黑龙江劳改农场）。福清龙田南西亭人，曾一度落在世界里、患严重肺结核天天咯血，经祷告彻底悔改、接受神医治而不再咯血，改名"宣信"，成为龙田召会带头弟兄，灵和话语都很强（曾为一垂死姓叶之人祷告赶鬼、使其起死回生）。对退三自态度坚决，妻子问"你决定为主殉道得奖赏，那我有没有分？"他答"你也同样有分"。一九五六年第二次被捕，在看守所被反铐双手、不准谢饭、有时把要到口的饭拿掉；押黑龙江后因坚持"退三自是信仰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与高由召同被改判死刑殉道。

林修杰（病逝于黑龙江监内）。与林居明同时于一九五六年一月被捕、判五年送黑龙江，同样不堪饥饿、苦役、思想改造的折磨而病逝监内。

陈常吉（殉道于监狱大火）。一九五六年于福清被捕、判五年送江西劳改农场，殉道于监狱大火。

福建省福州召会

朱茂祥（1900–1965）。福州永泰县同安乡文际村人，曾任区长（一次遭暗杀，子弹被上衣口袋中的钱币挡住未伤），后听宋尚节传福音得救、辞职全时间事奉。是一九四八年倪柝声、李常受在福州所设立的四位长老之一，参加鼓岭一、二期训练。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被囚（判三年），一九五九年刑满回乡时身体已垮、大小便失禁，"仍翻山越岭走路去各地看望圣徒"，远至二十多公里外，"每到一家，唯一的要求就是晚上过夜时要为他备一便桶"。一九六三年再次被捕——被抓那天清晨"我伯父毫无惧色，脸带微笑"，从口袋摸出五元钱和一支钢笔托侄女转交妻子。一年多后病重保外就医，一九六五年病逝。卢玉香老姊妹见证：朱弟兄第一次出狱后来看她，连续十二天刮大风下大雨、什么农活都干不了，"我们的灵命犹如久旱逢甘露"，他讲马太五六七章、九福、马利亚爱主；"那时他才近六十岁的人，看上去比八十岁的人还要老……一天会大便十三次以上，自己脚肿大变硬，常坐在屋前小水沟边用竹竿挑着裤子洗"。卢玉香夫妇因接待他被冠"与反革命特务勾结"罪名管制十六年，却因他所教的信靠神而度过断粮等难关。"朱茂祥弟兄只是倪弟兄所要成全的一千个同工中的一个，但因着他的忠心……神就在这瓦器上显明神超越的能力。"

林明勇（1947–1997）。福州自幼信主，一九七九年因读生命读经等书得复兴、绝对跟随时代职事，成为福州召会"柱子之一"，一九七九至八二年多次去广州取圣经回福建分发。他对大学生（尤其师大学生）极有负担，生活节俭、省钱供应贫穷学生。一九八三年以"呼喊派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两年、刑满不胆怯仍配搭带领。一九九六年五月又被收容审查，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因政府取消收容审查、被不法地（未办任何逮捕手续）转入看守所、且关进一间死刑犯的号房——囚犯要他跪下，"明勇说他只能跪拜主耶稣"并开口呼喊主名，他们就极力打他直到断气，"体无完肤"。据同室囚犯回忆，他"被打过程一直呼求主耶稣的名，并为打他的人祷告，求主赦免他们……是使徒行传司提反的继续"。事后福州一班受过他喂养、在文学界有知名度的青年弟兄姊妹本想发文上告，使不法办案人员被绳之于法（凭他们的影响力"只是举手之劳"），但福州、福清召会老弟兄交通请他们取消念头——"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交……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赫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这就是福州、福清召会老弟兄的人性美德"。福州召会在此事上的反应令公安深受感动，"自那以后，福州召会就很少受到来自当地公安的逼迫"。

福建省厦门召会

张承义（1932–1997）。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被捕时才二十四岁、是闽南青阳召会最年轻的负责弟兄，受审太过恐怖而"求主接收他的灵魂，但主没有应允"，判刑后实际服刑五年。一九八〇年得香港送来的书报，单纯跟上水流、进入主恢复（虽厦门几位名望弟兄反对李常受职事，他不受影响）。一九九六年三月再次入狱，在牢里吃了四个月发霉大米后胃穿孔出血、查出晚期胃癌保外，仍照样收到判刑五年的判决书；一九九七年六月二日被主接走——"刑期不过是他在肉身补满基督身体患难缺欠的标志"。

广东省广州召会

李坚荣（殉道于保外就医回家后不久）。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深工程师，住带花园的三层别墅。一九七九年六月，那位福州弟兄遍寻广州转运点而无人敢应，廖师母带他去李坚荣家，"见面不超过二十分钟"李坚荣就毫不犹豫答应把家作圣经存放点——"就在一刹那间的选择中，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让神的行动有了踏脚石"。此后那位弟兄几次深夜两三点到他家，李坚荣为他铺床、找被单、弄点心，"待我犹如亲儿子，一点也没有因我的蓬头垢面和满身的酸臭汗味而嫌弃"。一九八三年他因此被判十年，服刑五年后病危保外，回家几月即被主接走。

河北省魏县召会

江匀清（1910–文革中被打死）。河北魏县人，二十岁得救后去北京读神学，一九四九年到上海与倪柝声交通后看见主恢复真理、一九五〇年脱离公会进地方召会。文革中天天被批斗、挂几十斤大牌子游街，红卫兵要他跪、喊毛主席万岁，他只喊"主耶稣啊"而遭残酷毒打。小女儿救醒他问为什么，他答"你不要希奇，历世历代爱主的信徒都是这样……我也必须走这条路"。红卫兵把他吊在屋梁上反复毒打、打昏用水浇醒再打，达半个月之久，"直到将他活活打死为止"。

河南省鲁山召会

张云鹏（1924–1990）。河南鲁山人，身高一米八，曾参加抗日战争，一九六四年得救后到处传福音，文革中被关五十三天。一九七九年被设立为鲁山召会长老之一，一九八〇至八三年是主恢复在河南的主要带领者，将全家及房子毫无保留奉献（主日聚会、同工聚会长年在他家）。一九八三年被捕、一九八四年判十四年送河南省第二监狱。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告诉狱友"在灵中得主启示，主要接他回家"，说完站在院子里昂首望天祷告，然后面带微笑从容走上楼梯、躺在床上安然去世——"他如此傲视死亡、向死亡夸胜"。狱方以"正月初一见死人不吉利"为由不让家属见遗容；正月初五弟兄姊妹围着遗体祷告时，"刚刚还是冰冻僵硬的遗体顿时软化，满脸红光、面带微笑，为他换衣服时就如活人一般容易"，殡仪馆工作人员惊讶万分。运回鲁山安葬时虽天降鹅毛大雪、道路冰滑，仍有附近召会一千多圣徒前往送行。

河南省登封召会

王长青（又名王摩西，1940–1988）。河南登封人，自幼随母信主，一九八〇年冬听说鲁山大复兴，徒步一百多里前去参加聚会、被主的话深深摸着，回去带进登封众召会大复兴。因参加训练、探望喂养而少干农活，受逼迫、被父亲殴打仍不退后，常将主的话写成条幅自勉。一九八三年被捕、一九八四年判二十年送河南省第四监狱，获刑后不肯上诉、服刑期间从不申诉，在狱中从不肯下跪——"除了主以外，没有人能叫我下跪。你要打，我就挨，但我就是不下跪。"常禁食祷告，叮嘱探监圣徒"要保守好圣经、要好好读圣经、要照顾好初信年幼的弟兄姊妹、要孝敬父母"。一九八八年五月经五年牢狱折磨后身体衰竭安息。

河南省安阳召会

姚焕新（殉道于河南省第二监狱，1985）。少年时听宋尚节呼召即上台接受按手奉献终生。文革中因信主被批斗、罚扫厕所，曾想以接触高压电提前见主、"突然停电了"而明白主要留他作复活的见证人。一九八二年主恢复来到安阳，他全人敞开、特别爱讲《希伯来书生命读经》，与张永和、李天侨同工，半年多设立十多处召会、二千多人得救。一九八三年被捕、一九八四年判十五年。法院庭审时审判长劝他揭发张永和即可立功释放，他答"张永和是我的同工，凡他所讲的，我都有份，我没啥揭发他，你们怎么判他，也照样判我"。判刑后被挂牌游街仍被圣灵充满、喜乐无比，与同押的牛书晶姊妹分别时赠她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祂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殉道于河南省第二监狱。

河南省平顶山召会

刘玉兰（殉道于狱中，1987）。河南平顶山人，独自抚养六个儿女，得救后火热传福音。一九八三年许多圣徒被捕，她虽自由却"愿与坐牢肢体同负一轭"——天天为狱中圣徒代祷、四处安慰受苦圣徒的家人；公安将被捕圣徒游街示众时，她一连四天紧跟队伍后面鼓励他们、"表明自己与他们同受羞辱"。一九八四年自己也被捕、一九八五年判三年。押送途中武警扔下她与王秀云不管，二人竟自己掏钱买票、夜里十一点多找到第五女监投监，狱政科干部惊奇"信耶稣没有罪，真不该抓"。在狱中她常喜乐、点名时总以"阿们"回答，狱警犯人都称她"刘阿们"。一九八七年刑满又遇新一轮打击犯罪被继续留监，仍喜乐说"我为主而来这里，也要为主而离开这里；我坐监是见证基督，我殉道是荣耀基督"。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殉道于狱中。

河南省固始召会

聂德贵（殉道于狱中，1983，年仅 33 岁）。河南固始县人，认识主恢复后灵里火热、四出传福音，绝对奉献——有一次召会开特会财务缺乏，他将家中仅有的粮食和赖以生存的耕牛都卖了奉献。一九八三年七月被捕受审时因拒不出卖其他圣徒而受尽严刑酷打，经四个多月折磨后于年底殉道狱中。

曹明真（殉道 1995，年方 44 岁）。河南固始县人。一九九五年九月派出所公安到她家抓她丈夫赵广生，因赵不在便要带走她，她不肯，公安"猛踢她的下体……又用电警棍猛电她，致使她当场毙命"。公安答应赔偿三千元安葬费并写了欠条，"十几年过去了，至今分文不给"，而曹明真家属"默默忍受，从无怨言，更无抗争……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

内蒙古包头召会

门华遇（殉道于狱中，1956）。原籍山东烟台，是李常受早期在烟台的同工之一（两家同住一个院子）。一九四三年烟台大复兴中将自己并全家奉献给主、移民内蒙古开展，"只带了三个月的生活费用……将自己与一家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在萨拉奇、包头兴起召会，经历许多饥饿、寒冷、贫困（一子在饥饿中上山挖野菜遇山洪被冲走、尸骨无存，他们毫无怨言）。一九五六年被捕，殉道于狱中——从被捕到殉道无人探视（门师母常被批斗、要介绍信探监屡遭拒绝）。门师母白天受批斗、晚上仍暗中参加两三人的聚会，靠替人织毛衣养家，一九八〇年后也跟上水流、忠心走到路终。

吉林省长春召会

华天民（殉道于监内，1960）。原籍辽宁海城，一九〇六年生，一九四八年上鼓岭受倪柝声成全训练、下山后被打发到长春召会服事、任长老至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被捕、一年后获释，因不肯停止聚会、继续奔波喂养，一九五八年再被捕判六年。一九六〇年春节其第三子探监才得知华弟兄"已去世多日"。狱方称死于胃病，狱友则告知是强制劳动挖地窖时被塌方的土压死的；师母认为"神记念他就可以了，不必追究死因"。华天民夫妇完全凭信心生活、有九个孩子，冬天零下三十几度无钱买柴、在结冰的炕上铺草睡觉"一个也没有冻死"；断粮时师母整天跪地祷告，一次有素不相识的人敲门问"华天民弟兄是住这里吗？"放下五元钱转身离开，师母用这五元买五十斤苞米渡过最艰难时刻。

山东省青岛召会

张子洁（殉道于狱中，约 1951）。青岛召会最早的长老，一九三五年兴起锦州路聚会，一九四二年带领青岛召会复兴、建可容一千五百人的大会所，一九四八年上鼓岭受训后实行全召会传福音、人人尽功用，一九四九至五〇年人数从三百多扩增至四千余。一九五一年底与另一长老张世平同时被捕、判反革命罪，殉道于狱中。

山东省济南召会

朱育才（殉道于狱中，1956）。一九四九年前济南召会负责弟兄之一，李常受早期在山东半岛开展时的同工之一。一九五六年全国性大逼迫时被捕入狱，殉道于狱中。

山东省潍坊召会

高见光（1907–殉道于保外就医后一个多月）。潍坊召会一九四九年前的负责弟兄之一，李常受在青岛养病期间几度访问潍坊均由他接待（其长女名字即李常受所起）。一九五二年倪柝声被捕、潍坊召会加入三自后常开控诉会，"高弟兄从来不肯发言控告弟兄"，一九五三年因三自政治气氛太浓而退出。此后他抄写职事书报达三十年之久——每篇信息用复写纸抄五六份分发给渴慕的圣徒，因深居简出而在一九五六年逃过被捕，使"职事的话能够持续不断地在暗中繁增"。一九五六年后他利用自由"去探望了那地区每一位被囚的圣徒"。一九八〇年后女儿从广州拿回书报，他欣喜若狂、改用蜡纸刻与油印机印刷，工资除生活费全用来买复写油印材料，复写油印了《包罗万有的基督》和很多卷《生命读经》。一九八三年被捕抄家时,"公安从他家中搜出的信息底稿，用手推车装了满满一车"。受审时公安劝他坦白可从宽，他答"我已准备好为主殉道，请你们从严处理吧"。三十年从未生病的他入狱不久即双脚肿大不能行走，狱方认定死期已近遂保外，回家见证说"他在狱中饱享主的同在，满了喜乐，天天有机会向人传福音……坐牢不过是肉身换个地方居住而已"。出狱一个多月后被主接走——"他相信，只要文字分送出去，神的话就会扩展起来"，"成为山东众召会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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